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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春松:为中国引领世界,梁漱溟1931年做乡村建设丨嘉宾新著
更新时间:2019-10-31 11:49:19   浏览次数:2859
[摘要] 2019年的“嘉宾新著先睹”,摘编嘉宾从2018年7月至2019年年底出版的新著、序、主编说,展示学者们最新研究成果,彰显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和中国力量。栏目将从7月13日起至12月,每周2-3期。7-8

文慧演讲厅是热点问题的学术解释平台,迄今已举办了138场会议,汇聚了280多名各界精英和学术领袖。2019年《贵宾先看新书》节选自2018年7月至2019年底贵宾出版的新书、序言和总编辑,称展示了学者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展示了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和中国实力。该项目将于7月13日至12月份运行,每周2-3次。从7月到8月,共发表了22篇文章,13篇将于9月发表。

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北京大学民政学院教授甘宋淳发表《儒教简史》第13期《贵宾新著见首》(文慧演讲厅贵宾,第113-5期)。今天,另一本书《伦理与秩序——梁漱溟政治思想中的国家与社会》被选编。该书以梁漱溟的学术思想和生活背景为指标,阐述了梁漱溟的政治关切。认为中国只能采取从农村出发的现代国家建设模式,这对我们理解社会主义理想与儒家价值观的内在关系有很大启示。这本选集的导言部分是整本书的背景说明。同时,引用第三章“农村建设是一场建国运动”,切入梁漱溟在农村的社会实验,展示梁漱溟反对西部大开发是必由之路的倾向。

伦理与秩序——梁漱溟政治思想中的国家与社会,甘宋淳主编,夏虹主编,商务印书馆2019年5月出版,售价38元

[精选介绍]

现代思想家争论的焦点:如何让文化和价值“进化”国家形态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社会危机的理解倾向于将其归因于文化危机。在发展经济和政治独立的压力下,近代许多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形成了类似“东方主义”的文化观念。为了学习西方的制度和社会组织,他们倾向于在文化观念上采取自我否定的态度。梁启超等人对此进行了总结。也就是说,随着危机的加深和反应的缺乏,当时的中国人逐渐从工具的缺乏(洋务运动)上升到制度的缺乏(戊戌变法和晚清新政),最后上升到伦理文化的“自觉”。然而,伦理和文化的自我否定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

1840年以后,中国现代文化观的变化沿着这条轨迹发展。

梁漱溟在伦理文化发展“自觉”的时代走上了中国思想的舞台。他最早因与陈独秀和胡适在文化观念上的不同观点而闻名,从而将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思想路线上,梁漱溟的保守主义延续了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路线。

事实上,当李鸿章等人把他们所面临的西方影响描述为“三千年未见的巨大变化”时,他心目中的中西文化关系已经包含了两个层面的问题,即“中西问题”和“古今问题”。如果说中西主要讨论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组织的差异,那么古今问题就是中西是否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梁漱溟生动地将这两个维度概括为“不同”和“低劣”。从《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到最后的《心与生活》等作品,梁漱溟一生都在处理“差异”和“不足”。他总是强调“不同”而不是“自卑”,但我们很容易找到他立场的“漂移”。

然而,这个问题被前政治家和思想家描述为“西学之源”或“中国文化和西方风格的应用”。这些充满文化知识和情感冲突的复杂思想被后来的历史学家描述为跟不上“历史发展的车轮”。

为了避免国家的崩溃,建立一个有竞争力的新国家已经成为共识,但是现代知识分子对如何建立一个国家有很大的争议。就制度中的改革者而言,保护国家就是保护原始制度和价值观。这一点最明显的体现是张之洞的中西结合理论。改革派康有为认为,“维护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提和目标。他认为,由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当然会保留原有的土地和人口。因此,他反对革命的“汉族国家”主张。虽然建国后革命者并没有坚持单一民族建国的激进思想,而是接受了“五个民族共和国”和“中华民族”的多民族国家理论,但源于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对近代中国的建立确实产生了各种影响。

迄今为止,西方面对现代中国已经产生了两个方面:一是西方文明,即基督教、天主教或东正教,与儒家文明相对应;二是现代宗教改革后的世俗化西方。这两个方面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国近代面临的双重挑战,无论是中西还是古今,主要来自这两种冲击,但这两种冲击之间的张力有时会在中国近代形成合力。

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绝对把民族国家制度看作是比原始帝国秩序更合理的国家组织,而只能客观地说民族国家现在是一种普遍接受的国家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朝向民国的权力转移不再仅仅是前几代的变化,而是一个“大变化”,即一种新的国家形态的建立。这意味着王朝国家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不仅被视为基于文化的民族类型的差异,而且被视为民族形式的“演变”。西方民族国家制度与其世俗化进程适时相吻合。这意味着现代民族国家也可能是世俗国家。对于中国来说,一种新的国家形态的建立需要一种文化和价值因素来成为国家的凝聚力。因此,许多人甚至希望通过儒学的宗教性来加强国家的联系,从而在现代中国思想家之间形成了一场关于文化与国家关系的激烈辩论。

(童亦莹选自《导言》,原文4454字)

[选定文本]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为人类开辟一条新路

邹平农村建设研究所1931年课程特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梁漱溟说,如果没有民国以来社会矛盾的全面爆发和中国社会的彻底绝望,人民就不会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新方法和新方向。”例如,当康亮的理论在晚清盛行时,所有的问题都是模棱两可的。到1989年,新青年党知道得更多,共产党也知道得更多。正是因为当时中西文化之间的真正冲突无法被清楚地识别,所以无法找到解决办法。”也就是说,虽然不同时期的政治力量已经逐渐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但解决办法并不明确。经过在广州和河南的不成功尝试,以及对其他农村建设方案的考察,梁漱溟的农村建设思想日趋成熟。

1931年初,山东邹平农村建设研究所成立,并立即开始招生。学校于6月15日开学,梁漱溟任研究室主任。该研究所的许多领导人都是其理论的追随者。在研究所的课程中只有一个“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亲自教授。此外,他还每周举行一次“朝日会议”(Asahi meeting),作为他讲座的补充,主要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社会理想,后来被编辑成《朝日新闻》出版。

《朝鲜会谈》是梁漱溟在山东省农村建设运动期间,与他在研究部的同学在每日朝鲜会议上的一些谈话的汇编。

培训部有很多课程,包括党纲、农村建设理论、精神修养、农村自治、农村礼仪习俗、农村经济,以及农业、畜牧业和社会调查统计等多门课程。在第一阶段,还增加了自卫训练组和钻井训练组。由此可见,该农村建设研究所的课程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别是一些农村建设实践课程已经启动。1933年,梁漱溟等人提议开设菏泽分校,这也是梁漱溟第一次来山东办学的地方。该研究所共培训了1500多人,其中大多数人参加了农村建设的实际工作。

农村建设不仅是一个自治组织,也是一个教育组织,即“农村农业学校”

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通常由国家主导,日本和德国都取得了成功。梁漱溟,鉴于国家主权建立的困难和他对国家政治习惯的理解,把重点放在农村的社会重建上。他坚信,根据中国文化和政治的特点,这是唯一可行的出路。在他看来,中国人民从来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古代国家普遍认为无为而治是他们的最高理想。因此,很难依靠国家意愿来促进社会变革。然而,以家庭为范围的中国传统亲属关系社区难以开展农村经济活动。然后,更适合激发培养中国人的群体生活,以村庄为单位,逐步从村庄的小规模发展扩展到全社会。

梁漱溟将吕坤等人设计的古代乡镇契约原则与民国时期根据个人权力原则设计的农村自治条例进行了比较,发现地方自治以个人至上的实践导致了中国传统乡镇契约中“德业互谅、疏忽互制、礼俗互连、患难见真情”精神的消失。在现代社会,如果一个人犯了错误,他的第一个想法不是教育他或她,让他或她改过自新。通常的方法是通过法律严肃处理。因此,犯错误的人不能适应农村社会,因为他或她会丢面子。他或她的真实情况会非常糟糕。这种组织已经失去了中国价值观的伦理友谊和精神支持,不能称之为良好秩序。因此,梁漱溟倡导将传统村落契约精神与现代组织相结合的乡村建设运动,现代组织不仅是一个自治组织,而且在组织形式上也是一个教育组织。

1934年,一些在农村工作的团体领导人、专家和学者拍了照片。

虽然农村建设肩负着培养新的政治习惯的使命,但发展经济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提高中国整体经济能力也是必要的。因此,农村建设也有经济组织的内容。因此,梁漱溟设想的农村建设过程和目标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农村组织、政治问题、经济建设和理想社会。作为农村建设的起点,农村组织的制度建设是一个被称为“农村农业学校”的组织。

士大夫阶层是传统社会的粘合剂,用先知启迪和教育农民。

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形式的起点,农村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是为了解决国家的政治问题。梁漱溟认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是国家主权在国际舞台上站不住脚,中国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分裂。解决这个政治问题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统一和稳定。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全国各群体的团结。

传统社会的粘合剂是知识分子。科举废除后,知识分子主要由城市培养,留在城市,导致农村知识群体缺乏知识传播和礼仪教育。因此,要挽救农村的失败局面,第一步是知识分子去农村。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就是过去学习的人。正如我们所说,他代表理性,维护社会。它在社会中的地位是所有人的老师,它负责创造和指导教育。它能够处理全局而不被忽视。在建设理想新社会的工作中,他是最有资格的。“因为建立一个新的理想社会必须有一群先知先觉的人来启迪和教育农民,而他们自己却没有阶级立场。

提出新文明的六点,通过构建农村最理想的国家形态为人类树立榜样。

梁漱溟认为,从农村建设中国现代国家是最合适的方式。他说:中国可以说是一个由家庭组成的乡镇,一个由村庄组成的县,一个由县组成的省,一个由省组成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没有纪律的国家,必须要求组织。然而,如果我们想组织起来,它又太小又太大,不能从国家开始。事实上,我们不可能一步登天。因此,我们必须从农村开始。首先,我们应该要求有组织的村庄和有组织的人们在村庄里生活,以便逐步实现国家的有组织的生活。"...世界上所有国家,他的组织都不自觉。今天,中国从农村完成了这个组织,也完成了中国的大型社会组织。当中国完成这个有意识和理性的国家组织,他就能领导世界和全人类。只有中国人民没有狭隘的民族观念,没有狭隘的民族意识,中国人民无私和普遍的精神才能稳定世界和平,造福人类。”梁漱溟表示,未来中国将避免成为像西方和日本那样的霸权国家,通过压制弱小国家谋求利益,成为世界上最理想的新国家形式。

从这个角度看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他不仅要解决中国现代化以来的社会危机,而且要纠正西方现代性的一些缺陷,释放理性早期揭示的中国压制的潜能,从而使历史进入中国文明的时刻。一方面,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另一方面,它依赖于合理的社会组织。“……这一方和双方共同前进的结果将产生一个新的社会。”

梁漱溟的“农村建设理论”

梁漱溟用六点来描述这种新文明:第一,新社会是先发展农业再发展劳动,农业和工业的结合是一种适当的发展。第二,新社会以农村为导向,城市是最后一个。村庄和城市并不矛盾,而是沟通和协调。他认为西方社会对农村的抛弃导致了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合理的途径是城市成为经济文化中心,而农村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第三,新社会是由人类主导的,他们控制着事物而不是人。第四,新社会是一个伦理合作组织,不属于个人标准或社会标准的两个极端。五、在新社会中,政治、经济、教育(或启蒙)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团结是正常的,分离是不正常的。六、维护新的社会秩序,被理性力量所取代;然而,现代西方国家仍然以武力统治,他们的社会秩序最终以武力维持。社会秩序是理性的,由理性来维护是正常的。相反,依靠武力是不正常的。

邹平实验面临的困境:行政依赖与自觉改革的张力

梁漱溟的农村建设实验,从拯救危机中的农村开始,应该为中国人树立新的政治习惯,最终为人类开辟一条新路。这在理论上是完全一致的,但似乎很难实现。当梁漱溟开始设计农村建设的具体方案时,他希望把这一运动变成一场市民社会运动。因此,他一直主张在农村运动和真正的政权之间保持距离。但事实上,农村建设并没有真正脱离政府的支持,政府也希望利用农村建设来改变中国的农村问题。

即使有政府的支持,梁漱溟在邹平的实践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正如陈许婧所批评的:“今天,农村建设运动似乎已经几乎达到了只为维护工作人员和农村建设机构而工作的地步。对农村和农民来说,精神方面的成就很少,物质方面的改革更少。”梁漱溟在邹平的实践中并非没有意识到农村建设运动的不尽如人意。例如,他一再指出,“礼仪和习俗取代法律”是一个前瞻性的目标,这将在利益纠纷日益增加的现代社会中遇到许多困难。即使在习俗层面,如何设计新的礼仪和习俗也是一个难题。他说:“农村礼仪习俗的改革对农村建设有很大影响。如果坏习惯不去,它肯定会阻碍建设。特别是如果没有建立良好的习惯,就没有办法支持建设。所谓的合作和所谓的自治都不同于以前被疏远和无纪律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接触也越来越频繁。因此,做事的人必须有自己的方式。这不是法律,而是习俗。这项法律只适用于西方国家和城市。如果这在中国社会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乡镇之间,此外,必须有法律和习俗。即使在合法旅行的过程中,海关也不缺乏资源。在古代,鲁国的村规民约就是一个参考。首先,要说如何从改革中获利和亏损并不容易。”这确实是农村建设实施中各种矛盾的体现。农村建设必须吸收现代西方国家在发展经济和组织社会生活方面的一些优势。现实环境不允许中国人像以前一样过着杂乱无章的生活。然而,如果新的团体组织想要继承以对方为最重要的伦理友谊,如何调和中西体系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从来没有被关注过。梁漱溟在1935年10月25日题为《我们的两个困难》的演讲中似乎叹了口气。第一点是谈论社会变革和坚持政治权力。第二点是所谓的农村运动,农村不动。"

梁漱溟的《中国文化精要》

依附政权与动员乡民进行自发社会改造之间的内在紧张,这的确是乡村建设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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